第二册.Volume 2

宣化老和尚追思纪念专集 In Memory of the Venerable Master Hsuan Hua

In Memory of the Venerable Master Hsuan Hua

宣化老和尚 The Venerable Master Hsuan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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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转折

◎ 释恒佐

我第一次见到师父,是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那年我十八岁。当时师父住在 三藩市中国城天后庙街内一幢小房子的四楼。拜见师父的因缘如下:

高中毕业后,会同好朋友史帝夫.麦克林,到墨西哥、夏威夷去玩。在夏威夷时,史帝夫和他住在 三藩市的大哥尼克.麦克林通信。那时,尼克和师父一同住在沙特街。史帝夫告诉我,每星期尼克都去听师父讲经,并且在信中常提到师父的各种事迹。当时我正沉醉于玩冲浪板,所以对师父的教诲没什么兴趣。可是自从在毛依岛哈里卡拉死火山,我有一次奇妙的宗教经验之后,开始对宗教产生了好奇,并希望有一位师父能解释这些事情。我虽然喜欢冲浪运动,但在可能被征兵调往越南的压力下,以及那次灵异经历,逼使我更严肃地去正视自己的存在。

圣诞节前夕,我和史帝夫从夏威夷回到加州,打算找所大学安顿下来。(注:在越战时期,美国实行征兵制,高中毕业生如果上大学就可以不当兵。)史帝夫建议,我们先到 三藩市去探望他大哥,然后再回洛杉矶的家。没想到,此行改变了我的一生。

当我们到达三藩市时,天已经黑了。对三藩市,我们一无所知。背着行囊,转了两趟车,才来到尼克和苏珊的住所。大家兴致很好地谈到深夜,并决定尽快到佛教讲堂去打坐、听经。

当时,师父每星期一、三晚上和星期天下午讲经,晚上八点至九点讲经之前有一个小时打坐。参加的人多半是美国年轻人。因师父不会讲英文,有两个二十岁左右的中国青年金.李和吉米.王替师父翻译。

记得那天晚上第一次听经,踩着吱吱作响的长楼梯,我们来到位于三楼的佛教讲堂,室内光线很暗,有一股很浓的燃香味。看到有几个人面对墙壁坐在拜垫上。一小时之后,听到有人敲引磬,灯光转亮。大约有十五人在这一小时内陆续到达。这时师父坐在四张小方桌拼成的长条讲桌的前端,开始了生动的讲演。那一次,我一点也记不起说法的内容,实际上,当时我对师父以及佛教并没有什么认识,而且还傲慢地认为,开悟应该是神圣的事,但师父的讲演并没有令我信服。

回到尼克和苏珊的住处,交换了一些心得后,我便问能不能单独和师父约个时间,谈谈我在夏威夷的灵异经历。出乎意料的是,尼克和苏珊鼓励我打电话给师父。第二天,师父在电话中很慈祥地请我隔天晚上去。

第二天晚上,我和史帝夫来到讲堂,轻轻推开佛教讲堂的门,室内的灯光依然很暗,师父坐在拜垫上,面对着门,师父示意我们靠近他,要我们拿两个拜垫坐在他的两边。师父首先问我们,会不会双跏趺坐?我说会,因为在一个月前,我已开始学习打坐。于是我盘起腿来。师父对我说,我的腿盘错了,应该把姿势改过来。对我来说,改过来有点困难。师父和我们谈了很多,因为我们完全不会听中文,故刚开始时听不惯师父的英文,但师父会用各种方法让我们了解,不久,我就被师父的言行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谈话中,师父将我的左手掌与他的相比,用右手指出两只手掌的掌纹很相似。突然我的心震动了,我明白师父的意思。虽然当时我的生活方式与出家人很不相同,我不知如何正确地去行持,但我还是问师父是否可以出家。师父说出家是很严肃的事,是终生的决定。讨论后,师父说,只要父母允许,我就可以出家。

谈话将结束时,师父说在我右边的架子上有英译的《六祖坛经》,我可以借去看。当时我忘了自己仍是双跏趺坐,故一站起来就跌倒了。在这之前每次顶多盘几分钟,这次居然坐了半个小时。这次由于太专心,根本忘了痛,甚至连脚麻了都不知道,幸亏没受伤。

一星期之后,史帝夫和我搭便车回到了家乡。当我们提出出家的请求时,双方家长都非常忧虑。史帝夫的妈妈说服他,要他缓一缓。我的父母则要我去见牧师和心理学家。我顺从了他们,经过多次沟通以后,达成协议,等我大学毕业后再出家。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圣诞节之后,我和史帝夫驾着我的小车,回三藩市同师父一块住,并跟上人学习。师父知道我们不能马上出家,就建议我们先去 三藩市州立大注册。但当时注册期已过,于是有人叫我们到金门大桥以北的马林大学注册,并在校外租了一间小房子,两星期以后学校开学。从那时直到现在,我们就没离开过师父。以下是我们与师父朝夕相处时的点滴回忆:

一九六七年冬天到一九六八年春天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好些人来到师父的身边,接受师父的教诲。如德州的珍.费克尔斯(果进),史帝夫.娄威特(恒观)的俗家妻子南希.娄威特从台湾来到美国。春假期间,从西雅图华圣顿大学来了一批学生,包括朗.艾卜斯汀(易象干)、约翰.贝克、史帝夫.柯尔、朗帝及德瑞莎.丁威帝、朗尼.鲍尔(果逸)在佛教讲堂打禅七。我和史帝夫的春假时间与其它人不同,故我们只在周末去打坐两天,但我们仍觉身心非常愉快。

除了每星期讲经外,师父每星期一、三讲经,星期二则由裘.米勒负责演讲。史帝夫和我因要上学,加上住的地方离佛教讲堂有三十哩远,所以不能每天去听经。但我们尽力每个星期进城四到五次。而且每次都提前去佛教讲堂,为了能在打坐讲经之前,和师父及其它同修讨论一些根本的问题。有一次,师父和我谈及有关婚姻的事。师父说,结婚之前不应该有性行为。这与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性解放观念,非常不一样。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了解佛教的戒律。

有一天下午,南希和珍告诉我们,师父希望她们皈依。那天下午师父问史帝夫是否愿意皈依?我也请求要皈依师父,师父同意了,于是约好了时间。就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我十九岁生日的前几天,和其它三人皈依了师父,成为一名正式的三宝弟子。皈依仪式举行了约半小时,师父亲自当翻译。

一九六八春季,我的父母来会见宣公上人──这位改变我一生的人。师父像对其他人的父母一样,高高兴兴地欢迎我的父母。不巧的是,那天下午在与师父的交谈中,只有一位来自香港的艾丽斯.何作翻译,她的英文讲得不太好,而我母亲个性又很直,结果使艾丽斯非常为难。我母亲问师父:“有没有什么证件可以证明你的来历?”师父回答说:“妳应该问问妳的儿子!”艾丽斯无法应付,我妈妈又非要盘根问底不可。正僵持不下时,裘.米勒和他的太太刚好进来。裘是个留着山羊胡子,讲话风趣的人。他用戏剧化,别具风格的方式向我父母解说什么是佛法。拜会结束时,我母亲的态度完全改变,离去时相当满意,但我父亲仍然不太相信。

那年夏天,师父宣布暑假将举办“楞严经讲习班”,将持续整个暑假。单身男士可住在庙里,其它的人则住另一幢房子或都板街。讲习班在六月初开课,在我们的学期结束之后。史帝夫和我回家打个转,就又回到庙里参加那次讲习班。

讲习期间,每星期有两个人负责煮饭、洗碗和清扫,其它的人也轮流。每天供应三餐。由于师父鼓励大家吃素,日中一食,渐渐地大家都开始练习日中一食。师父又劝大家戒掉吸烟、吸毒的坏习惯。暑假结束时,多数的人都可以遵守这些规则了。到受五戒时,大家都剃了胡子,剪短了头发,很多女生也都把头发剪短了。

讲习刚开始是由李锦山担任翻译,以后就由全勤上课的人,如朗尼、约翰、保罗、史帝夫、裘帝等人轮流翻译,翻译之前每个人都花很多时间准备。当时我并不知道弟子之间有些小摩擦,直到有一天看到师父自己在翻译,我才知道他们之间的不和。当年七月四日下午的讲经录音带中,还保留有师父自己翻译的记录。

开学时,刚好有位同学的父母想找有宗教信仰的学生,替他们管理一些产业,同时提供免费的住屋。由于离学校很近,所以我很想搬去,但一和师父商量,心里就凉了半截。师父说:“你如果搬出去,就不会再回来了。”所以我决定仍住在佛教讲堂,每天开车去上学。

上人的时间都花在利益众生上,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利益众生而着眼。我想起有一回我跟上人到公园去喂饿鸟。

一九七○年代中期,加州干旱得严重。那段时期,我常有机会驾车载着师父到 三藩市湾区各地方。那时我还是在家人,有一天一大清早,我带着三岁的女儿去接师父。师父进入车中后问我在金门公园里有没有湖,我说有几个湖。师父说他要去看看。看了四、五个之后,师父选了一个地点比较隐秘一点的小湖。我们下车之后,师父从他出门时不离身的一个帆布袋里,拿出一个塑料袋来,里面装满了吃剩下的面包,师父对我说:“我们喂鸟去!”

我们在一个座椅坐下后,师父叫我们一面喂鸟,一面念〈大悲咒〉。不一会儿,我们身边就围上了几百只鸟,有不同种类的海鸥、鷿鷈、鸭子,这些鸟在我们周围飞着、抢着我们扔向空中的面包。有的时候这些鸟会停在我们的肩膀上,抢着近前吃面包。我们三个人看起来像似三朵被蜜蜂包围着的花一样。有几只海鸥比较凶猛一点,所以师父就把面包往 它们相反的方向丢去。它们想从别的鸟那里抢面包,而又抢不到的样子,惹得我都笑了。这样子喂了二十分钟,面包也完了,我们准备走的时候,师父忽然说:“它们很饿。”我猜可能是干旱的关系。第二天,我们又去喂了一次。

师父不仅讲经而已,师父以身作则,以法界为教室。虽然师父一星期讲八次的《华严经》,又建寺庙,帮人解决困难,还做了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师父还找时间来喂那些因干旱而受罪的鸟。再小的事,师父也不忽略,但他也不嫌事情大。

我还注意到一件事,这些鸟和师父在一起时,表现得很不平常,它们围着我们要东西吃。当时我没有觉得这些鸟的行为有什么不寻常。大概在二年后,我又回到那个湖边去喂鸟。起先我还以为这些鸟也会像上次那样包围着我,结果只有少少几只鸟过来,而且还离得远远的。

西方佛法露曙光 东度众生寿而康 
悟得本来无生面 与尔同登万佛邦 
宣公上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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