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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大學,及社會 (二)

轉載自哈佛雜誌
哈佛大學校長博克DEREK BOK著
法界佛敎大學翻譯學院中譯

至 於培育學生之品行,十九世紀的大學,並沒有漠視「以身作則」的重要性。耶魯大學校長Porter先生在其就職典禮致詞中云:「在大學裏最有力量之德育感 化,出自敎師們以身作則之模範。」故Eliot校長邀聘師資時,以其品行作爲重要條件之一。他的一位同事曾這樣憶述:「校長Eliot先生,對於學術造詣 之關心,是無可厚非的。然其心目中最關切的問題,一向是人格培養。」

在大學第四年級,有「實習倫理」課程,專注此項問題。據當時一位史學家之評議:「課程的講義,企圖把多方面之訓詞,整理有序,供給學子們畢生硏習、珍惜及遵從。」

該 倫理課程,多次由哈佛校長親自執敎,稍後亦由Francis Bowen及Janes walker敎授及「基督敎道德觀」敎授主持。當時某一位作家記載如下:「哈佛大學的哲學家,賦予我們一個整體的人生觀。基於此,學生們便學習「唯一神敎 派」(Unitarian Church,係基督敎流派之一)所指定之行儀,並形成其政治、藝術觀念。」

(二)道德敎育之衰敗

從 十九世紀起,道德敎育開始衰退。雖欲和解科學及宗敎之爭端,可是自一八五九年達爾文出版其人類之起源論文後,這種和解亦被破壞。並非達爾文公開反對宗敎。 某一次馬克斯要求他爲資本論寫一篇序文,但被達爾文拒絕了,因達爾文感到馬克斯的著作是無神論。可是,達爾文的理論的確給宗敎基礎一個重大打擊。一般人一 向認爲宇宙由神安排,是一個井井有條之組織,但達爾文之理論發表後,這個世界却變成一個隨緣變化,無法無章之宇宙了。

在學術界的科學硏究, 醞釀著一種新的崇尚智力之氣象。美國各州均興建州立大學,使高等學府制度日趨平民化。同時,科學發展則鼓吹對事理要採取客觀的諮詢態度。此種智力探討,愈 加精密,人們對傳統道德觀念便漸漸失去信心。隨著一般大學崇尚學術性之趨向,校長們注重德育敎化之方針,反而顯得陳舊並與時代脫節。

美國社 會亦同時發生劇烈的變動。本來這種嚴格的道德綱紀若在敎育界執行,最適宜管敎來自相同社會背景及美國農村社會之學生。可是,鄉村逐漸發展爲都市,德育敎化 便較難以執行。同時亦有不同種族移民到美國。隨著工業發展而產生之倫理道德上的紛爭,皆非哈佛倫理敎授Walker或 Bowen所能解決。

於 是,固有培養品格之方法,不再流行,而致力於道德敎育之校長們,亦漸被淘汰。企業鉅子繼而接任,發展爲現代化注重科技硏究之大學。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敎 育機構已不堪被稱爲社會道德之支柱。在十九世紀早期,大學校長及敎授,諸如Mark Hopkins,Francis Wayland JamesMccosh均向知識分子灌輸社會問題及倫理觀念。一百年後,這種本屬大學校長之重任,已由神學敎授如ReinholdNieouhr,或專欄 作家如Walter-ippmann等來代替。

大學旣以科學及學術發展爲目標,對師資們的人格和品行,便不加以審察或注意。於一九三九年,由哈佛敎授組成的某委員會,便作了如下決定:「在大學裏的師資,卽使由品德優良或賢聖組成,仍不足以構成一所完善的大學組織。」慢慢地,智力及技術造詣,變成選擇師資的新標準。

逐 漸,道德紀律愈加鬆懈,哈佛本來按照學生的品行與學術成績來決定分數,可是在一八九六年,此制度終被淘汰。自此之後,敎授唯獨評審學生們學術性的表現,而 轉由行政人員及敎務主任來管理學生之道德紀律。有史以來,人格的培養,與智力訓練,首次被分割,歸由兩個不同的部門來管理。

美國內戰之後, 第一年級的大學生平均歲數提高,在道德綱紀上,校方亦沒有那麼嚴格。哈佛校長Eliot先生曾說:「大學不是寄宿學子的父母。不能傳播這種欺騙小孩子的觀 念。應該是如何訓練靑年人自律能力。在校園環境保護之下,應予以自由開放,寬恕其過失,允許改過自新。知過能改,未爲晚也!」在Eliot校長任職期間, 大學的校規手冊,從四十頁縮至五頁。本來,學生必須參加敎堂的宗敎儀式,這項規例於一八八六年終被廢除。逐漸,有關衣著、安息日所遵奉的戒條,乃至於上課 出席的規則,也完全廢除,令學生「不亦樂乎」!其他諸學院,也慢慢步哈佛之後塵,將道德綱紀取消。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十九世紀大學的整體 道德觀念已絕大部份消失。可是,學生的課程,對學生仍有深刻之影響,能鼓勵學生不要執著戒條、墨守成規,反而應加強衡審家長及敎會之戒條,養成包涵不同角 度的觀感。可是,在一個潮流不停地蛻變的世界裏,學生人口愈加錯綜複雜,敎育家欲帮助學生建立新的道德尺標,以取代陳舊敎理,並非輕而易擧之事。現在的敎 授,轉而更注重傳授知識及技術,讓學生在環境複雜的大學生活裏,自由發展。

當然,大學領導者並未完全拋棄德育課程,若這樣則對社會太不負責 任。很多敎育家認爲,學生們一旦接觸文理課程及親近學識飽滿、愛好眞理的敎師,便能自動地敦品立德。哈佛曾出版了一部書籍「自由社會普遍性敎育」,內云: 「欲感化學生們在智力操守上發憤圖強,最好令他多接近一位酷愛眞理的敎師。」最後,作者又作如下結論:「本校唯從文科、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傳授給學生們 正確之判斷能力。但還須依賴蘇格拉底格言,相信人的知識若達到至善至美的階段,他便自然對至善至美產生堅固信念。」

可是,這種理論並未見其 實現,多次的調查,肯定大學的課程並沒有在學生的腦海中留下深刻或永久性的德育概念。哈佛某校長曾作如下報導:「根據測驗學生們判斷道德是非之一項,發現 四年級的學生比一年級學生的分數高,但高不了多少……」雖然,我們不能單憑這些統計數字而作結論,但這却與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入學的畢業生們,所見相 同:「大學課程,並沒有在其倫理或道德觀感上,起深刻或永久性之影響。」

                                                                    

    啓事

本刊第二二八期,於二十頁下段第一行至十一行重複應刪除,希讀者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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